因此，我希望王老师对国家能力的论述能够从19之前的论述推进到20世纪的论述，看看二十世纪以来国家能力进行了怎样的升级和演进。

⑶在特别合作区的执法和司法方面，立足粤港澳三地的行政区划和法治基础，可考虑根据以下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执法活动和司法管辖：一是属地管辖为主、属人管辖为辅的原则。四是粤港澳三地执法、司法通力合作原则。

但是，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创新性所决定，在世界范围内（如世界三大湾区：东京湾区【大陆法系】、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英美法系】，都是在一个国家、一种政治制度、一个法系之内的大湾区建设），没有现成的法治模式和法治经验可资藉鉴。因此，在国家和地方暂时难以构建出粤港澳大湾区法律（法规）体系的前提下，要实现大湾区建设的有法可依，应当采取国家政策、行政协议和大湾区立法等多管齐下的策略。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以立法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而广州市、深圳市以及享有经济特区立法权的珠海市，这三个城市主体的立法权限就可以超出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的范围。当然，相同层级之间，所享有的立法职权也不太一样。

就主体法律关系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实质上是广东、香港和澳门三个地方行政主体在某些领域和一定空间范围的协同合作，宗旨是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完善创新合作机制，建立互利共赢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二，粤港澳三地的主体法律关系。虚拟世界逐步由虚转实，实体世界逐步被隔离出生活世界。

概言之，当下所有人工智能的法律研究，无不是迈向这样一种法概念的理论建构，而无论持何种法学立场，进化还是殖民始终是不时便要面对的两个基本价值选择，究竟是被动殖民，还是主动进化。智能时代的法律革命 科技意义上的人工智能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滥觞，但真正兴起无疑是上世纪末互联网兴起之后的事情。人民不再是主权国家的人民，而是由智能人组成的人民成为具有先进性的阶级。因此，在殖民与进化之间迟迟不能决断的蹉跎岁月中，人类从未停止脚步的方向已经给出了决断：殖民是为了进化，为了进化殖民是合法的。

这种介入又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人对自然的介入，另一种是人自身割裂为精神与身体，人对作为自然之一部分人的身体的介入。法在形式上依然是指通过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一套规范体系，但不同的是，提供强制力保障的既不是主权国家，也不是实体世界的组织，而是虚拟世界的技术强制——硬规则。

在人工智能的新时代，生活世界的组成要素不再是人—神—自然，而是智能人—自然人—人造的自然。进入专题：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法的概念似乎并没有因为人工智能时代的降临而有实质性的改变。

被动殖民，还是主动进化 当尼采看到上帝成为一个康德哲学中的概念，而大声宣称上帝已死的时候，康德实际上还将上帝作为一个假设(引导性理念)留存在人世间。二级现代性是指工商文明的持续升级，它的典型特征表现在，人对自然身体的深度介入、改造与重建。深受语言分析哲学熏陶的哈特再次掀起了实证法学研究的思潮，清晰而逻辑严整的《法律的概念》统领了英美法学理论研究大半个世纪。这一转型的最大特点是，农耕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相敬如宾，人从自然中领悟神的存在，人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面对喷薄欲出的科技新时代，一国法治所能达到的最好效果就是在进化与殖民之间找到一条合比例的平衡之道。换言之，17世纪以来的所有科技革命都没有改变人类本性和人的自然基础，至多是把人类本性中的某些方面外化和扩大化，但21世纪以来的人工智能革命则不一样，正在从根本上颠覆人的自然本性。

主权成为人法秩序建构的起点，经过17世纪和18世纪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加工，个体的自由意志与人民的主权意志成为法政秩序的两极。原初现代性对应的是从农耕文明到工商文明的转型。

从人对外在于人的自然世界的改造或殖民，如近代西方国家对美洲、澳洲与亚洲的殖民以及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改造;到人对自身的改造或殖民，如修改细胞和基因、全面信息化、人机结合等。这一伏笔在现代进程中时隐时现，直到人通过成为智能人来登上神的宝座，假设成真。在实质法意义上，法依然是集团利益与阶级斗争的工具，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智能人必然要同自然意义上的人类争夺立法权和生命意义的创制权。进入19世纪，庞大的法学研究始终与政治、道德含混不清，英国的奥斯丁以及奥地利的凯尔森认为彼一时代法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明确法律的范围，实证法表达了人类理性最强的企图心，追求客观性和确定性，让人法最大程度地接近神法。因此，在智能时代的生活世界里，人分化为智能人与自然人，智能人生活在互联网空间以及未来的万物互联的新世界，而自然人则生活在旧的自然世界。在形式法意义上，哈特的二级规则继续升级和进化，凯尔森的基础规范不再预设于主权国家的框架，而是一个全球框架，他所坚持的国际法与国内法一元化正在大跨步实现。

如托马斯·库恩所言，每次科学革命都是一种范式革命，在社会剧烈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法也将在二级现代性进程中再次迎来一场范式革命。在经历了中世纪神权法的黑暗时代之后，建立在神学基础上的自然法不再能够满足人类的雄心壮志，理性法成为现代法的主流，法以及法律秩序实实在在地成为一种人工智造物(artificial work)。

引发质的变化的原因是具有颠覆性的科技革命，随着科技革命而来的则是剧烈的社会转型与变迁。法就此成为彻头彻尾的人工智造，全球高校的法学教育都以理性解释与推理为主要教学目标。

因此，这种介入一方面被人理解为进化，另一方面也被人理解为殖民。因此，智能时代的法律革命意味着根本法的颠覆，而若要重新制定根本法，人类必然要在以下这些根本性问题上作出价值决断： 首先，自然人组成的人民之意志还是智能人组成的人民之意志应当成为立法(立宪)意志? 其次，法律要对人重新进行定义，必然要在自然人与智能人之间做出选择。

若是运用哈特的划分，文艺复兴以降的现代性可以称之为原初的现代性，那么，经过多次科技革命洗礼的现代性可以称之为二级现代性。伴随着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的突破，人类对自身身体的介入越来越深，引发了一系列伦理与道德的困境。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开启的民族主权国家为单位的世界格局与法律秩序就此行将结束，它的变化至少包括：突破民族国家界限;人民将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上划分为殖民阶层和被殖民阶层，或者说进化阶层与拒绝进化阶层;智能人将拥有独立的生存空间，也就是在自然世界之外有了一个完全隔离的人造自然，自然法与实证法的对立不再具有特别的意义。再次，法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界定。

确切地说，科学家们并不满足于为生活世界带来秩序，而是意图再造一个全面的生活世界，完全成为生活世界的主宰。这一新时代既是对文艺复兴以来现代性的延续，也有一些质的发展与变化。

然而，无论人类是否决断，很多问题的结论其实早已显现。无论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殖民与进化，都使得生活世界发生结构性颠覆。

二战期间，纳粹对纯粹性和完美性的偏执追求，玷污了现代性的精神，却也第一次警示世人，单纯的人法秩序具有重大的缺陷。二战结束以后，自然法再次复兴，希冀能够对人法秩序加以修正。

究竟是人彻底告别自然，自然再也无法成为人法的尺度，还是依旧以自然为尺度? 最后，法与国家的关系必然发生调整，究竟是法依托于国家及其强制力，还是依托于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跨国网络空间及其强制力? 这些决断并不是要等到智能人出现之后才当作出，而是要在智能人出现之前，当下的人类必须及时决断的根本性问题。典型的表现便是博丹提出的主权观，人而不是上帝成为主权者。到了工商文明，人逐步开始通过精神介入到自然世界人们也逐渐觉察到，传统立法、执法和司法手段的保护作用存在局限。

现代工业社会则与之相反，人类试图主宰自然世界。虚拟世界高度随机性、即时性、可塑性的特点，决定了它难以通过传统法律进行规范，而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则可以更好确保交易的效率和安全。

它必须升级换代，才有可能去应对未来世界的风险挑战。注释： [1] 可参见Decentraland的英文官网介绍，来源：https://decentraland.org/cn，2018年5月22日访问。

在这种特定的技术和工程路线下，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得以迅速发展，而这也由此带来了棘手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当前，由于脸书等事件的曝光，社会公众开始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法律挑战，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的意识正在觉醒。